古巴用我的名字命名黄瓜

1995年4月，古巴农业部在哈瓦那举行隆重仪式，将一种中国黄瓜命名为“徐贻聪黄瓜”，以表彰我对推动其农业发展及促进古中友谊所作的贡献。这在我出使古巴的经历中留下了一段佳话。

　　古巴政府用我的名字命名黄瓜，并非因为我培植或发现了什么新的黄瓜品种，而完全是体现对中国友好的举动。

　　我1993年9月12日出任我国驻古巴大使职务，直至1995年12月8日陪同菲德尔·卡斯特罗主席结束其首次访华，历时两年三个月。其间，我同菲德尔·卡斯特罗主席、劳尔·卡斯特罗副主席等许多古巴领导人来往甚多，关系密切。他们多次应邀到我们使馆做客，既品尝中国饭菜，也就双边和国际问题交换看法。当然，他们也经堂邀请我去他们那里，有时在政府所在地革命宫，有时在接待外国政要的“小湖区宾馆”，同样都是为了熟悉对方国家的近况。我被他们视为可以信赖的朋友。

　　1994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，劳尔·卡斯特罗副主席带领一批军队领导人再次应邀到使馆做客。就餐前，我陪他们在使馆的院里散步，信步走到馆员种菜的一角。我们使馆位于哈瓦那市的一个重要街区，占地约一万平方米。馆内除几栋楼房和一块5000平方米的草坪外，还有点闲散地块被馆员开垦种上蔬菜，品种还很多。在菜地旁，劳尔·卡斯特罗看到架子上结有细长的黄瓜，是古巴没有的品种，问我那是什么植物。我告诉他那是来自中国的一种黄瓜，馆员们种着调剂生活用的。他们听后产生了兴趣，问可不可以尝尝。我告诉他不仅可以品尝，而且馆员们会对他能品尝他们种的蔬菜而感到非常高兴。他走近去摘了一条，用手抹了抹就咬，边吃边说从未尝过这么美味的黄瓜。他问我，是否能让同行的其他几位将军也见识见识。我上前把大体上能吃的黄瓜都摘了下来，但仍然不够每人一条，只得掰成几段分给了他们。大家也都说从未吃过味道这么好的黄瓜。劳尔·卡斯特罗开玩笑地对华裔将军、国家物资储备局长、古中友协会长邵黄（出生在古巴，本名莫伊塞斯，父姓邵，母姓黄，故按当地习俗取姓‘邵黄’。上世纪50年代参加过游击战争，任司令部的供需官，胜利后曾担任过劳尔·卡斯特罗办公室主任）说：你在古巴生活五十多年了，怎么从未跟我们说过中国有这么好的黄瓜。大家听了哈哈大笑。

　　言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邵黄将军和我都对劳尔·卡斯特罗的话若有所思。

　　1994年8月我和我的夫人徐丽丽回国述职并休假时，买了几种蔬菜种子带去古巴，也包括黄瓜种子，因为那里的蔬菜品种甚少，当地产的又短又粗的黄瓜大家很不爱吃。晚上我把此事告诉了徐丽丽，她说还剩有一些这种黄瓜种子，建议我考虑要不要送给邵黄。第二天，我把剩下的黄瓜种子找了出来，打电话问邵黄是否需要。他在电话里大笑起来，说我一下子就治好了他的失眠症，因为昨晚一直在想着黄瓜的事情而未睡着觉。

　　邵黄的办公室离我们使馆不远，开车大约五分钟即可到达。由于工作的关系，可能还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又属同庚，脾气也很相投，所以我们的交谊甚厚，来往非常密切。他给我的信笺往往只书“兄弟”。我经常到他的办公室去，他也经常到我们使馆来，相互走动不拘形式。我与卡斯特罗兄弟的许多交往都是他帮助安排的。我记得，他的办公楼前有一块约五百平方米的菜地，是既当试验田又作为局机关工作人员蔬菜供应点的几块土地之一。有时候，他还派人将生产的菜给我们使馆送去，让馆员改善生活。因此，我有机会看过他的所有菜地。如何种好蔬菜，往往也是他和我交谈的话题之一。那天，我们约定，当天晚些时候在他的办公室见面，我给他送去黄瓜种子，顺便告诉他怎么种。到他的办公室时，不仅他，还有他的好几位助手在等着我。我把种子交给了邵黄将军。他们向我详细地询问了这种黄瓜的特性以及种植中应注意的问题等。我是有备而去，基本上满足了他们的要求。

　　古巴是个热带国家，除一、二月份稍微凉爽点，大部分时间很炎热。最热的时候是八、九月份，热得连蔬菜都不长。所以，邵黄的菜地都用黑尼龙线网罩住，以减少阳光的照射，有利蔬菜的生长。在类似的气候下，随时均可下种，也随时都可收获。未过多久，邵黄就告诉我，黄瓜苗出来了。其后，他又不断地打来电话，告诉我黄瓜每个阶段的生长情况，谈及他的喜悦心情。由于此事直接与我有关，所以我也理所当然地对这些种子特别关注，并对它的顺利发育和茁壮成长感到由衷的高兴。但我绝对没有想到，这种黄瓜会在古巴传播得那么快，古巴人会那么重视它。

　　1995年4月的一天上午，邵黄直接给我打电话，问我第三天的上午能否到他办公室去一趟。我翻了翻日程表，看那天没什么重要的活动，就答应他可以去，也没有问要我去干什么。是日，我按约定的时间到了国家物资储备局，只见楼前聚集有好几百人。这令我感到惊奇和纳闷。邵黄在大门口等着我，没有像往常那样领我去他的办公室，也没有回答我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的问题，而是带着我直接走向主席台，并将在那里的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农业部长霍尔丹及该部的另外几位部领导、哈瓦那市和邻近的几个省的负责人等介绍给我。我和他们都不陌生，且与其中的一些人，包括霍尔丹部长还是老朋友，所以以为他们是在那里参加一次内部活动，邵黄要我顺便见见他们。我向他们问候后正想离开时，霍尔丹部长拉住我说，你不能走，今天这个会没有你可开不成了。他边说边示意会议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，同时领我上了主席台。主持人讲了会议的目的后，我方恍然大悟，明白会议与我的关系，但感到忐忑不安。不过，我想，大家都是朋友，更何况会议已经开始，除了出席也别无退路，只能“既来之，则安之”。邵黄局长、霍尔丹部长先后在会上讲话，介绍了我带给古巴黄瓜种子的过程及在古巴培育、生长、传播等情况。霍尔丹部长宣布：经商有关部门并报国务委员会批准，决定将这种在古巴从未有过的黄瓜品种命名为“徐贻聪黄瓜”，以表彰他对古巴农业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，也肯定他为推动古中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做出的具体努力。霍尔丹部长结束讲话时，代表古巴政府将一份很正式、上面写有“徐贻聪黄瓜”字样的证书授予了我，并请我致辞。

　　登上主席台时我就想到，在他们讲话以后，一定会邀请我说几句话，因而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我边听边想应该说些什么。霍尔丹部长宣布要我讲话后，我没有也无法推辞，就走近话筒，做了即席发言。在大约二十分钟的讲话中，我讲了我的感受和祝愿，讲了对古巴人民所遇困难的理解和同情，还讲了我与众多古巴领导同志的友情及我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帮助。最后我说道，这次活动令我吃惊，这项荣誉令我意外，实际上是“无功受禄”。在中古两国人民深厚的传统友谊中，我所做的其实真的微不足道，何况其中的主角并不是我，而应该是我的夫人，因为是她带来了种子。我的讲话赢得了广泛赞赏和肯定，还引起了阵阵友好、会心的笑声。

　　1995年底我结束在古巴的任职回国后，把象征中古两国人民友谊的“徐贻聪黄瓜”证书珍藏起来，因为它确实有着非常特殊的纪念意义。1999年霍尔丹部长来华进行考察访问期间，我曾去他下榻的建国饭店看望他，与他共同回忆了许多往事。其间，他提起了“黄瓜证书”。他还告诉我，那种黄瓜在古巴更为普遍，也更受欢迎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