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小龙圳”悲剧与外来工的社会风险

　　龙方和王先萍夫妇在深圳打工10年，2005年得一子，起名为“龙圳”。就像广州出生的叫“穗生”，上海出生的叫“沪生”一样，以城市为名，潜意识中已把城市认作家园。放在“外来务工人员与城市”这样的大背景下看，很有意味。不消说，名字寄托了父母的爱和愿望：爱孩子、爱生活、爱城市，愿三位一体共享幸福。然而这样的愿望竟永远地、无可挽回地、残酷地被击碎了。两岁的小龙圳不慎被钢管从肛门处插入，父母抱着他在多家医院之间辗转求医不得，耽误了10个小时后，死在手术台上。

　　悲剧发生后，儿童医院第一位接诊的医生被认定“严重违反医学规定”而负有责任。医生违规，制度上要严肃追究，这是对的。但是我认为，有必要增加一个角度来反思悲剧：从小龙圳受伤至生命终结的十来个小时内，围绕着他发生了许多事情。单独来看，每一件事情都不足以致命。甚至可以说，即便第一家医院要求孩子转院是完全错误的决定，只要立刻转院成功，可能不会发生悲剧。因此，死因不是单个错误，而是一系列错误相继发生，相互叠加造成的。

　　由此要问，所有此类事件或错误“刚好”连续发生的几率有多大？回答是，没有“科学”的答案，但可以从“社会分层”角度上做观察：对于社会上层，几率很小；对于下层，几率往往很大。换句话说，医院的拥挤、粗疏、冷漠、推诿、人为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各种潜规则，本来对谁都不是好事。不过，这些毛病在面对“上层”的时候不表现，或者表现了也会被破解——通常是一个电话找找熟人的事。仅从这方面看，会觉得制度没有太大问题。但是面对“下层”的时候，它会频繁表现，再与“下层”总会带有的那些特征如欠缺知识，表达不清、惊慌失措、经济拮据、举目无亲等等相碰撞，所有不可思议的“偶然”事件和错误就会堆在一起发生。

　　回到具体事情上来，所有同情龙方夫妇的，一定为他扼腕痛惜！他欠缺急救常识，本不该自行将钢管拔出，这使孩子更痛苦，却看上去没有那么严重；他太老实，不该糊里糊涂人家叫出院就同意了出院；他太傻，前面的医生说没有肠镜，他就一家一家医院去问有没有肠镜，他应该叫医生赶紧救命，怎么会以为自己应该先找肠镜！而归根到底还有一个问题，在紧急求医的过程中，怎么会没有向熟人、朋友请求帮忙呢？

　　不是每个人在类似情况下都会遭遇龙方夫妇的这种困境，很多人在很多环节上都有办法，甚至自然而然地就不会陷入这样的局面。这绝对不能归结为，有的人“素质高”，有的人“素质低”，或者有的人命好，有的人命不好。这只能说明，同样的城市，同样的医院，同样的制度，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效果。它对低下阶层产生系统的、持续的、下意识的、“默契”的社会排斥。排斥不一定来自于个人恶意，而更多地来自于社会结构的力量。

　　“社会排斥”这个概念，帮助我们辨认一种人生困境，即，因为缺少从某些制度安排下获取资源和服务的“常识”和能力，因为缺少社会关系网络，你会在别人不成问题的地方遇到迈不过去的坎儿。社会排斥与贫困密切相连，但是比贫困包含了更广泛的社会内容。提供就业机会，增加收入，可以很直观地消除贫困现象，但还远不等于消除了排斥。

　　小龙圳受的本不是致命伤，父亲龙方自己还开着小货车，不是赤贫的社会底层，而深圳绝对不是缺医少药的小地方。但是小龙圳却死于林立的医院之间，这才让人震惊得无话可说。任何一个医生都比患者明白，医院与医院之间壁垒森严，转诊可能遇到多大的麻烦与耽搁，为什么不提醒？不是有首诊负责制吗？为什么还往外推？

　　这就尖锐暴露了普通群众“看病难”的一种新形态，尖锐暴露了经济奇迹与社会生活之间的高度不协调。这种不协调，对于没有资源的人、外来的人、底层的人、老实的人，是一种致命的风险。深圳曾以高效率的“深圳速度”而闻名，但是一个两岁的重伤儿童就在眼前被耽搁10小时而致不治，这又是什么速度呢？如果不能以制度的方式来解除风险，那么它就是深圳速度永远的耻辱的另一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