由所谓起名观念变化而想

　　中新社昨天发了一篇文章，谈中国人起名发生的变化。举例说重庆市民欧阳成功将儿子的名字“欧阳祖民”改为“欧阳成功奋发图强”，可他前往公安机关登记时，却因八个字的姓名超过了中国户政电脑系统显示长度遭到拒绝。作者因此得出结论：中国人起名的观念、习惯变化之快，连电脑系统都“措手不及”。

　　我不同意这种看法。在我看来，像此前已经出现过的若干怪名一样，这不过是带有哗众取宠意味的又一个区区个案罢了，用之于中国人起名观念的变更，不仅不具有任何说服力，而且定性根本不对。千百年来，起名可能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了问题。重名多，僻名多，现在还要添上怪名多。单说运动员里面吧，早几年有好几个王涛，雅典中国奥运军团里得了名次的就有3个李婷，现在又有好几个李娜。为了避免重名，有专家提出干脆用四字名，组合多，这是理论上给的出路。现实中，人们则要么像康有为为女儿起名一样，专挑大家不认识的字眼——当然也让电脑叫苦不迭；要么嘀里嘟噜一串，或像上面这位一味叠加词汇，或弄得似是音译而来。

　　我始终认为，起出什么名字，关联社会的文化背景。某类名字的风行一时，一定程度上代表着社会的风向和由此决定的大众文化价值取向。红、卫、兵，或者红卫、卫红，一望就知道出生的大致年代。然而，除了这些，起名还反映了社会的文化素质。要说单名易重，三国时有多少单名？刘备、周瑜、黄盖，蒋干、孙权、曹操，无不朗朗上口。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，须知关云长一介赳赳武夫，也能做到秉烛而诵《春秋》；社会如此动荡仍然诞生了辉煌的“建安文学”，这就是斯时的社会文化素质背景。在今天，不独给人起名，在许多涉及命名的事情上，国人的观念其实都没有多大改变，难逃跟风、模仿的窠臼。比如广州市不久前出台规定，房地产今后不准命名为“花园”，这是对的。数不清的“花园”，实际上就是几幢火柴盒式的房子，种了点儿草，栽了几棵树。再比如，“老干妈”叫响之后，外婆舅公，七姑八姨，呼啦啦齐齐上阵。外国人不是对我们的亲属称谓制度一向比较糊涂吗？没他们的anty、uncle简易，以后完全可以多研究中国的辣椒酱名称，至少是一个形象的切入点吧。

　　新华社昨天播发了记叙中国工程院院士、现任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刘先林先生事迹的文章，其中提到：最有意义的人生莫过于不断创新的人生。我们正在提倡建设创新型国家，各地、各领域也纷纷表态要建设创新型什么，可惜说归说，现实中的做法并不乐观，以影视领域尤甚。打开电视，大量的老电影被重拍成电视剧，一部接一部，有穷尽之势；而所谓重拍，无非就是兑水、添佐料，先前单身的加个女朋友，有了的就来个三角恋或交叉恋，诸如此类。人家兰州拉面拉得长，遵循的是物质不灭定律，能拉多长建立在面团大小的基础上；重拍的东西可不是，空穴来风，无中生有。奇怪那些原作者怎么能泰然处之，坐视自己的作品被如此扭曲；更奇怪广电总局左一个禁令、右一个不准，为什么独独没有注意到如此大量的与国家提倡大相径庭的现象存在？如果我们讲今天的社会文化素质，斯为一例。

　　最后想说，类似“欧阳成功奋发图强”这种所谓人名，即使电脑系统“从容不迫”，也没有接纳的必要。说得重一点，这种不伦不类的名字，简直是对传统起名文化的糟蹋！